竹林七贤系列之风云时代

      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到265年西蜀被魏国所灭，历史上被成为三国时代。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，很少有这样一个时代，能让众多的英雄出现在同一段时空，并且各自捉对厮杀。他们挖空心思，殚精竭虑，把个人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，演出了一场场惊心动魄又摄人心魄的大戏。无论从政治艺术，还是从军事策略，甚至国际交往，值得我们借鉴的无以计数，这也是三国的时代魅力之一。他们的行为、思考、社交等方式，通过种种途径，还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。
      但是，换一个全新的角度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三国。从公元184年到265年，这80余年间，大大小小的战争连年不断，几乎每一寸土地上都飘荡了战争的硝烟。英雄在战争中成名，士兵在战争中送命，平民流离失所。在我们津津乐道的背后，有着残酷般的现实：
      公元157年，黄巾起义前夕，人口5648万人，但是到了公元263年，三国的总人口为767万2千人，户口和人口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。那么，那十分之九的人口到哪里去了呢？一是因为战争引起的直接和间接的死亡人数非常大，二是因为战争迫使大量的百姓迁徙，失去土地后的农民有的成为大地主的佃户和奴隶，有的成为政府的屯田民，从而失去了户口。
      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，北中郎将卢植斩首万余人，曹操等人在长社大破黄巾军，斩首几万人，皇甫嵩在在东郡斩首黄巾军七千人，在宗广又斩首三万人，淹死于河中的有五万人。曹操征伐征伐陶谦的时候，陶谦败走，死者上万人，泗水河都被尸体阻断。战争还大大破坏了环境，促使瘟疫流行。董卓死后，他手下的部将在长安发生战乱，长安多次发生瘟疫，造成家家死人，日日哭号的场面。因为战争频繁，百姓被迫迁移，因为饥饿、疾病、劳累死得就更多了。如果遇到灾荒，政府职能失效，灾民基本没有任何生命保障。
      在长达80年的战乱，特别是曹魏建国以前的几十年里，民众基本的生存条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他们中的80%不是饿死、病死，就是死在刀剑之下，勉强存活下来的人，也对生活失去了希望，因为无常的命运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变故。
      知识分子有着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也有着更加敏感、脆弱的心灵。文人的传统观念使他们不能对这一切置之度外，但是又是那么无能为力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他们面对现实的痛苦抉择，发生了分化。他们中有的人放弃了理想，隐居山泽，不愿过问世事；有的投身军阀，企图在乱世中施展抱负；更多的人，则失去了方向，在进退两难中愁肠百结。
      士是古代对不做官的读书人的称呼，其中名气大的叫作名士，历史上著名的有东汉名士和魏晋名士。其中魏晋名士又分为三个时期，正始名士、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，加上之前的建安时期，共有四个时期。竹林七贤是竹林名士的代表，在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      建安时代，士人们关注现实，希望建功立业，因此，他们纷纷依附有实力的军阀和军事集团，寻找纵横天下的机会。这个时期，其实是知识分子的白马诗人年代，他们骑大马、挎大刀，意气风发。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建安七子。
      220年，曹魏政权建立，旧的士族势力抬头，士族逐渐恢复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，新的贵族阶层也逐渐形成。公元240年到249年，在历史上被称为正始时期，活跃在这时的名士是以何晏、夏侯玄等为代表的正始名士，他们开创了玄学这一新的哲学派别。正始名士做高官却蔑视权贵、养生、谈玄等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。
      249年，司马懿发动典午之变，这个时间又被称为高平陵事件。在这次事变中，正始名士被残酷镇压，被杀的士人达三千多人，正始名士退出历史舞台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竹林名士被推上历史舞台。

      竹林七贤是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（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及阮咸）的合称，成名年代比“建安七子”晚一些。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，他们大都“弃经典而尚老庄，蔑礼法而崇放达”。其中，嵇康的成就最高。七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（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）竹林之下，肆意酣畅，故世谓竹林七贤。       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，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。嵇康﹑阮籍﹑刘伶﹑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山涛﹑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，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。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，清静无为，聚众在竹林喝酒，纵歌。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。
      在文章创作上，以阮籍、嵇康为代表。阮籍的《咏怀》诗82首，多以比兴、寄托、象征等手法，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，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。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 ，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，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，文章颇负盛名。其他如阮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，刘伶的《酒德颂》，向秀的《思旧赋》等，也是可读的作品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山涛有集5卷，已佚。
      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。嵇康﹑阮籍﹑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﹑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。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。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，但不为司马炎所重。山涛起先“隐身自晦”，但40岁后出仕，投靠司马师，历任尚书吏部郎﹑侍中﹑司徒等，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。王戎为人鄙吝，功名心最盛，入晋后长期为侍中﹑吏部尚书﹑司徒等，历仕晋武帝﹑ 晋惠帝两朝，至八王乱起，仍优游暇豫，不失其位。
      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，最后分崩离析：阮籍、刘伶、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，嵇康被杀害。王戎、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，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。